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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炳棣先生退休二十年研究之大成──《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》

何炳棣先生初治近代英國農經史，再入明清人口財政史，

最後總結上古中國農業文明起源；

自19世紀始，上溯至西元前五千年終，

在中國史學界遍尋不出第二人。





本書為思想制度史專著，何炳棣先生畢生「久久不跳進思想史」，因為他認為「如果自青年即專攻思想史，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範疇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，以致長期的研究寫作都空懸於政治、社會、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著地。」



由此可見何炳棣先生治學，一向用「紮硬寨、打死仗」的方法，正面「攻堅」歷史學界的重大議題。其「攻堅」利器就是「考據」，以考據為功的思想史，不同於「當代大多數思想史家所關心的，往往僅是對古人哲學觀念的現代詮釋，甚或「出脫」及「美化」，置兩千年政治制度、經濟、社會、深層意識的「阻力」於不顧。





哲學大師馮友蘭曾說：「敘述─時代─民族之歷史而不及其哲學，則如『畫龍不點睛』。」何炳棣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，窮究中國明清至上古農經制度，告誡後學「不畫龍身，龍睛從何點起？」龍身指的是政經社會制度；龍睛則是文哲思想體系。何炳棣先生在退休二十年間，「一往直前，義無反顧」，「踏進先秦思想、制度、宗教、文化的古原野」，積四十年畫「龍身」的經驗，點五千年中華文哲思想的「龍睛」，本書可說是何炳棣先生畢生學術的畫龍點睛之作。

譯者介紹

第一章華夏人本主義文化：淵源、特徵及意義



第二章商周奴隸社會說糾謬：兼論「亞細亞生產方式」說



第三章「天」與「天命」探原：古代史料甄別運用方法示例



第四章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



第五章原禮



第六章「克己復禮」真詮



第七章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：《孫子兵法》



第八章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：《老子》變證思維源於《孫子兵法》的論證



第九章司馬談、遷與老子年代



第十章從《莊子?天下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關懷



第十一章國史上的「大事因緣」解謎――從重建秦墨史實入手



第十二章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



第十三章北魏洛陽城郭規劃



第十四章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《紅樓夢》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



附錄美洲作物的引進、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



後記（何漢威）

後記（節錄）

何漢威





本書所收十五篇論文，最早一篇〈北魏洛陽城郭規劃〉刊於1965年，最末一篇〈國史上的「大事因緣」解謎〉完稿於2010年，前後歷時四十五年。十五篇論文中，除了〈北魏洛陽城郭規劃〉及〈美洲作物的引進、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〉兩篇外，其他十三篇都發表或完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，何院士二次榮退後近二十年間，這歷程充分反映了何院士治學取向的前後轉折，具有極不尋常的學術意義。





〈北魏洛陽城郭規劃〉一文刊行前，何院士的研究對象側重於明、清，本文是他踏足於明、清課題以外的成果，也是去國多年後首篇以中文撰寫的學術論著。〈美洲作物的引進、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〉則梓行於1978年。上述兩篇論文而外，其他十三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或取徑都與先前的研撰，不大一樣。除〈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《紅樓夢》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〉一文外，其他十二篇論文探討重點明顯聚焦於中國古代，特別是先秦的思想及制度等領域。





何院士在其教研生涯的頭五十年間，盡量避免涉足思想史領域的主要考量是：如自青年階段即專攻思想史，「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範疇可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，以致長期的研究都空懸於政治、社會、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。」對部份思想史家的治學方法，他也無法接受；他認為這些思想史家學問上「思考之單軌與見解之偏頗」，甚至「不斷地以自己的新義詮釋古書」，「語境跳躍」，「專找『歧出之義』作為突破口而任意大轉其彎的論證方式」，以及因堅持發揚儒家「原來理想所具備的正面價值與方向」，而無視或避免討論儒家思想中的負面影響及作用，對儒家思想內涵往往過分「美化」、「淨化」，甚至「宗教化」。在芝加哥大學退休前十年，何院士面對各種困頓，開始自修西方經典哲學及當代哲學分析方法，並孜孜埋首於中國古代經典及其注釋，不斷思索，以期對先秦思想、制度及宗教方面作出原創性的貢獻，並對部分思想史家的治學方法及著作予以嚴肅的批判。從1991年起，他便毅然跳進先秦思想、制度及宗教等領域而義無反顧；針對上述的不正學風，〈「克己復禮」真詮─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〉一文，既為何院士進軍中國古代思想史領域吹起戰鬥號角，形成一股阻嚇力量，對學界歪風迎頭痛擊，也為接踵而來他所撰寫的多篇饒富原創性的考證論文掀起序幕。





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，何院士的論文及專著俱以英文發表；他的不少重要而富開創性的論文，發表於歐、美第一流社科刊物，如American Anthropologist,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及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等，影響深遠，不以研治中國歷史者為限，而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, 1368-1953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59)及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: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-1911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62)二書更是明、清社會經濟史基石之作，不單在國史上，甚至在世界史上也極具重要意義；前書更是二十世紀華人人文社科方面唯一引起英國《倫敦泰晤士報》(1960年2月12日)主要社論論及的書籍，西方重要歷史及漢學期刊對該書的書評即多達二十餘篇。從去國直到〈北魏洛陽城規劃〉問世...